摘要:以某大型企业集团所属公司为样本,将收入流动性分析手段引入企业微观层面,对样本企业1999-2005年期间六个阶段匹配样本的总体薪酬流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将样本个体在进入企业组织前后所具备的特征划分为个体属性和组织属性,并分别在各属性特征分组下研究薪酬流动情况,考察企业组织内部薪酬流动的一般规律,为优化企业组织薪酬制度提供借鉴。��
关键词:薪酬流动;企业;薪酬分配;实证研究��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了也保持着快速增长,但增长速度不一,财富在社会成员中分配的非均等化程度进一步扩大,现已进入世界上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行列[1][2]。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国在120个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由低到高的排序中居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与收入分配格局较为稳定的国家相比,我国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相当快,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应当注意的是统计遵循的是大法则,加之误差及一些灰色收入的隐性化,实际上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数字还要大。贫富差距过大会破坏社会公平,从而引发“仇富”心理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甚至引发动乱,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收入差距及其发展趋向高度重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必须充分关注民生,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环节[3]。因此,科学判断与研究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目前,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Up-Mobility) 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Down-Mobility) 时,不仅可以从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而且也可以减少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
国际上许多学者为研究收入流动性建立了公理、定义和度量方法,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些重要文献。如美国财政部1992年研究结果显示,从1979年到1988年大约有86%的最低收入人口流动到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同期只有35%的人口收入流动到了较低的收入阶层。1996 年美国都市研究所(American Urban Institute) 研究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随着时间推移进入了一个新的收入等级,估计每年有25%-40%人口的收入发生流动。从收入流动方向看,从较低收入等级向较高等级收入流动,即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大于其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1969年到1994年处于较低收入等级中有53%人口收入流动到了较高收入等级,而同时只有37��9%较高收入者流动到较低的收入等级。Katharine Bradury 和Jane Katz (2002年)对美国1988-1998年家庭收入流动分析显示,1988年最低收入等级的人口,只有53%仍然停留在最低收入等级,其余47%左右流动到了较高收入等级;而10年前最高收入人口,同样也只有53%处于最高收入等级,其余47%左右人口流动到了较低的收入等级[7]。可见美国的收入流动性是比较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社会矛盾。��
国内绝大多数收入分配研究文献,在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主要还是依赖基尼系数或者与之相关的洛仑兹曲线、五等分法、泰尔指数(Theil Index) 等基本分析工具,从静态意义上判断收入差距大小,很少运用时间序列方法,从动态角度对不平等背后的居民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 进行实证分析。发达国家的做法与其住户收入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有很大关系,比如美国人口普查局形成完善的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体系,它始建于1968年,涉及7000多户家庭和65000名个人样本,形成了近40年历史的收入分配定组跟踪调查研究数据库,基本上准确反映了美国收入分配动态变化的情况,构成分析美国收入流动(Income Mobility)的主要数据来源和基础。��
由于缺乏收入或工资的模块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较少。有关文献显示,秘鲁首都利马的家庭和成人在1985-1996年的支出、马来西亚1967-1976年成年男子的工资收入、智利农村家庭在1968-1996年的收入和印度的家庭在1968-1971年收入流动性曾被研究[4]。与对中国收入分配静态格局描述及决定因素分析之活跃相比,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成果中,Nee以及Nee 和Liedka 等人先后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这几篇论文是研究中国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开创性作品,他通过重点分析制度变迁与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十分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农村制度改革所产生的巨大进步意义[5][6]。权衡对收入流动性理论内涵、测度标准以及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初步提出了收入流动性理论与实证分析框架[7]。Khor与Pencavel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1990-1995年间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结论是这一期间中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8];王海港利用中国经济、人口、营养和健康调查(CHN) 数据分析了1989 -1997年中国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发现高比例持续贫困的发生比较分散,并不固定在哪一类型家庭[9]。尹恒、李实和邓曲恒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个人收入的流动性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在1998-2002 年间中国城镇个人的收入流动性比1991-1995 年间显著下降[10]。这些研究文献基本以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企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其薪酬制度改革也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居总收入12 719元,其中工薪收入8 767元,仍为总收入的主体,占68��9%[11]。鉴于此,本文以某大型企业集团所属企业职工1999-2005年数据为基础,将收入流动性有关研究方法引入企业微观层面,对样本企业内部总体薪酬流动性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按个体进入样本企业组织前后所具有的特征,划分为个体属性和组织属性,并分别在各属性分组下实证研究薪酬流动情况,为优化企业组织薪酬制度提供借鉴。��
浙公网安备：330105020038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