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题之一，其所取得的效率也是理论界所关注的问题。入世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开始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并将其治理机制引入到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中来，比如监督机制，高管激励机制等等。其中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应用引发了不少争议，拉大了贫富差距的同时，也使公司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逐步增大，而这一现象同时存在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中。于是，人们开始质疑高管薪酬的增加是否是基于公司业绩的提高，还是其他因素影响并决定着高管薪酬，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因而，我国企业的特殊性以及上市公司独具特色的产权性质使得高管薪酬与绩效的关系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国外关于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开始较早且较深入。Berle和Means（1932）对大型企业中所有权与管理者控制权逐渐分离后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出了经济学分析，奠定了“代理人学说”的理论基础。Michael C.Jensen和Kevin J.Murphy（1989）估计了薪酬与绩效的关系得出当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变动3.25美元时股东的财富变动1000美元。尽管薪酬激励和解雇的威胁有很大的关系，但可能由于公共和私人政治力量约束使得在过去50年经理的报酬水平下降了，从而使薪酬—绩效的敏感度系数变小。Randall S.Thomas和Kenneth F.Martin(1999)认为股东不同的建议以及相似规模的公司是否接受股东的建议对CEO的薪酬及其增长率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发现公司在规模相似时，对于业绩较差的公司来说，如果接受股东的建议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该种类型公司的CEO薪酬平均增长2%；而不接受股东建议的公司CEO薪酬平均增长22.3%。John R.Deckop，Kimberly K.Merriman和Shruti Gupta(2006)以313家公司为样本得出CEO短期报酬与CSP（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呈负相关关系，而CEO长期报酬与CSP呈正相关关系。David J.Denis、Diane K.Denis和Atulya Sarin（1998）发现所有权显著影响着高管的激励。在股价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高管的经营业绩与内部董事及相关人员的股权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外部股东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在管理者所有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高管行为变动的敏感性不及股票变动的敏感性。同时记录了公司活动异常高频率的高管的12个月的营业额，发现在内部监控中所有权结构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公司治理尤其是关于公司绩效和高管激励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并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得出了大量结论。魏刚(2000)在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零报酬”和持股水平偏低，“零持股”现象比较普遍后认为，持股数量与公司绩效不存在“区间效应”，报酬水平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其所持股份存在负相关关系，并受所处行业景气度的影响。李增泉(2000)发现经营者年度报酬与企业绩效并不相关，而是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谌新民和刘善敏（2003）研究说明资产规模、行业特性、区域范围、股权性质对经营者年薪、持股比例和经营绩效具有深刻影响。刘敏和冯虎军（2011）在充分考虑银行业特殊性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发现：银行绩效对股权集中度具有负向影响作用，银行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
徐晓东、陈小悦（2003）研究了我国1997年以前上市的508个公司，发现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会使公司业绩、股权性质和治理效力也不同。同时得出了当非国家股股东为第一大股东时，公司将具有更高的企业价值、更强的盈利能力、更灵活的经营能力并且其高级管理层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王凌云和刘洪（2007）研究了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薪酬情况，得出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薪酬体系的特征在整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比较机械。乐琦、蓝海林（2009）研究了股权性质与CEO的薪酬绩效，得出CEO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比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更不显著，而CEO薪酬与企业规模的相关性则正好相反。周宏、张巍（2010）利用1999-2006年数据的因子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行业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运气报酬(pay for luck)。
二、公司绩效与薪酬激励的实证分析
自两权分离后公司拥有者一直在设计合适的激励机制，以使在满足代理人需求的同时实现公司价值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自然薪酬与公司的绩效也密切相关。国外的公司已经开始实行代理人持股计划，而我国上市公司目前为止较少采用，主要原因是国有制改革，尤其在国有股份公司，高管人员甚至不从公司领取薪酬，而是依据其所处的行政级别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这种现象使得国有公司的效率以及绩效不尽如人意，也就是说，薪酬也会受到股权性质的影响。行业的不同也会造成高管薪酬的巨大差距，在一个经济运行体中，不同行业的经营策略、获利途径、价值取向以及成本核算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对薪酬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经济水平较发达的省份之一即江苏省，其上市公司的数量以及融资规模都位于全国前列。2011年，其新增上市公司28家，融资规模达211亿元，两项指标都位于全国第一。同时该省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同。在行政划分上，江苏省被分为苏南、苏北和苏中，这三个区域的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发展水平有所不同。本文的研究就是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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