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割肉缴税，富人花式避税”长期为广大国人诟病。
但如今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全球范围内打击逃税漏税的“天网”正徐徐打开——在2018年9月中国版CRS风暴（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由经合组织发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施，简称“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的席卷下，中国同步进行了个税改革。税改和CRS信息交换的联动，意味着对中高净值人群的强化征管初现端倪。
在2019年1月1日生效的新个税法中，第一次引入了“反避税条款”，为税务机关打击个人逃避税提供了法律依据。以往我国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重点对象是企业而非个人，因此相应的“反避税规则”也主要围绕企业法人进行设计。相比企业纳税人的财务规范性和严格账户管理，高收入人群的避税手法灵活多样，且容易隐匿。如何实现与企业纳税人同等力度的反避税管理，真正落实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是个税改革落地的一大难点。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在接受《中外管理》专访时分析：“‘个税征管趋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多元化和取得收入方法的多样性，使得税务机关对其的税收征管难度大、成本高。但随着信息透明化的推进，这一难题正在被缓解。如金三税务系统，CRS信息交换网络等都是信息透明化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税收征管的精细化水平将不断提升。"
叶永青在中国税务领域有超过16年的专业经验，对国际税收筹划、税收争议解决，及私人财富管理相关的税务法律业务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反避税条款+CRS”双拳出击，让以往一些惯常的境内外所得逃避税手法（如转移财产、隐瞒收入）无所遁形。他也提醒高净值人群不能再依赖于过往经验，需要重新审视境内外资产配置、投资架构、商业安排和利润归属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合法性，应对税务机关未来的反避税管理，从而降低税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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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割肉缴税，富人花式避税”是怎样形成的？
《中外管理》：个税的立法原则就是对高收入群体多征税，对中低收入群体少征税。为何在新个税法落地前，高收入人群避税手法花样繁多又易隐匿？而国家也对富人在税收征管上很宽容？
叶永青：富人在社会分配中掌握的资源较多，比普通人更有谈判和规划的能力。例如，前段时间影视行业的逃税风波，艺人们使用了个人独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但工薪阶层群体没有这个能力设立这些个人独资企业，也没有能力要求单位将收入进行拆分——一部分付给本人、一部分付给名下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以此降低整体税负。但这些高净值人群都可以，他们有能力要求支付款项的一方，按自己的方案和条件去进行支付上的安排。进行避税安排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纳税人要有资源调动和调配能力。这是高净值人群和工薪阶层的最大区别。高收入人群的避税意识也比普通人超前，这决定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税收筹划上未雨绸缪。
出于平衡税收征纳，鼓励纳税人缴纳税款的考虑，国家在刑法中对偷逃税采取了“首罚免刑”的规定。第一次偷逃税的个人或企业，只要其按时缴纳税款及滞纳金，并接受了行政处罚，则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有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后，才会施以刑罚。在艺人逃税案后，该规定引发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花钱消灾实际上是在纵容有钱人偷逃税。到底是免罪还是免罚，现行刑法规定并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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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引入“反避税条款”是重大变化
《中外管理》：新个税法首次引入“反避税条款”，但有学者认为这正是个税改革落地中的难点，该条款以前都是针对企业法人设计的。相对于企业法人，对自然人避税的认定和处罚是否更复杂？
叶永青：新个税法引入“反避税条款”是贯彻税收公平的必然，不仅构建了一个横跨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的完整税收征管机制，还将“反避税”规则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加以明确。在以往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税务机关的反避税管理缺乏制约，纳税人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犯。这次个税改革的修改，是历史性的突破。有助于限制税务机关滥用权力的可能，从而平衡征纳双方的地位。
但是，个税引入“反避税条款”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它是把企业所得税中大的框架、具体规则照搬过来的。如反避税规则当中引入“关联交易”“受控外国公司”概念，都是以企业所得税为蓝本的。这可能是出于统一征管标准的考虑，但另一方面，其没有考虑到自然人不同于企业的诸多特点，未来反而容易被纳税人滥用。这或许是学者们担心的“个税改革在落地过程中的诸多难度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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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合理商业目的”是合理避税关键
《中外管理》：个税引入“反避税条款”，尽管让个税层面的反避税有法可依，但“合理商业目的”如何界定也容易产生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叶永青：这的确是一个实践中会引起涉税争议的问题。反避税规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特殊反避税规则。该类规则是以具体规则导向的，有适用的前提和调整方法。如：关联方之间的转让定价规则。税法要求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定价应当公允，并设置了一些判断方法和原则。这对纳税人有指引和预测作用，也构成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进行沟通讨论的基础。
第二种是一般反避税规则。这是标准导向的，仅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属于兜底适用的条款。在该类规则下，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如：什么是“合理商业目的”，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往往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执一词。
在“一般反避税规则”范围之下，要清晰界定什么是合理商业目是很困难的。因为商业目的很多时候是需要由企业去解释的，在企业商业自治的范围内。比如：一个企业要去海外融资，为支持海外交易就必须建立一个离岸公司，这算不算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事实上所有离岸架构都或多或少存在商业上的合理理由。
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目的？与企业所得税的规定类似，需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进行判断。即企业要向税务机关说明“企业的主要行为”到底是商业行为还是税务行为。若企业从事一项行为，其所获取的主要利益不是商业利益而是税务利益，那么税务机关就有权力就该行为进行调整。
在存在合理商业目的的基础上，纳税人追求税务利益是被税法允许的。也就是说，只要纳税人在真实业务的基础上顺应了税收的精神，比如：税法希望企业多进行研发投入，多聘请学历高、有研究能力的人，你只要在生产经营中顺着税法规定的思路去做，一样能享受税收优惠，哪怕这个过程中你的某些筹划是为了合法避税，也没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边缘地带，实际上很难厘清纳税人所从事的的是商业行为还是税务行为。这就要求立法部门应尽量出台具体的反避税规则，压缩税务机关动用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有一些行政或者司法救济制度，使得纳税人能够制约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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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避税时代，你要学会的是“节税”
《中外管理》：中国在2018年9月与74个国家进行了首次信息交换，核心目的是遏制跨境避税。很多企业对“避税”和“合理避税”很难区分开，法律上如何界定？
叶永青：有人认为用了“避税”这个词，就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是要被“反避税”规则调整的。厘清这个误区，先要理解税务筹划中的关键概念——“避税”与“节税”。
避税，指纳税人利用税法的立法空间或灰色地带，通过采取不具商业合理性的异常行为，达到与通常行为相同的经济效果，同时使其本应负担的税收义务减轻或消除的行为。
与逃避税行为不同，避税行为是可以公开向税务机关披露的，其形式上符合税法规定，但实质上违反了税法的立法目的，有违税收公平。因此这样做也存在风险，税务局会基于反避税规则找理由否定纳税人的避税行为。这其中对于商业理由和税务理由的认定与平衡是问题的关键。
节税，则是合理利用税法规定所进行的税收筹划行为，该行为符合税法立法目的，属于法律鼓励或许可的行为。
企业即便不去做节税筹划，也要尽量避免交冤枉税。很多企业由于是财务人员兼任税务申报，对于部分税收规定的细节并不了解，与正常申报相比反而多交了税。另外企业在合理商业目的下发生的费用，必须要证明这个费用是能在税前被合理扣除的，这点尤其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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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净值人群税收筹划时代的新思路
《中外管理》：以前富人们买本外国护照或开家离岸公司就能轻松避税、隐藏财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净值人群在CRS时代应建立怎样的税收筹划新思路？
叶永青：以前中高净值人群想要避税，多是依赖信息不对称取得避税效果。所谓的“避税”都属于偷逃税。如向税务机关隐瞒部分收入，或者在中国税务机关不知情的前提下将财产转移到海外。
偷逃税与合理避税有本质的区别。偷逃税是纳税人采取秘密和非法的方式，逃避已经发生的纳税义务，因而属于法律制裁的对象。打个比方：别人用私人账户给你转了一笔钱，你明知有个人所得而不去申报，就是偷逃税而不是避税。在CRS全球涉税金融账户信息的互联互通之下，大部分高净值人群的资产或收入情况将可能被中国税务局所掌握。转移财产、隐瞒收入的方式，很难再达到“避税”目的。这就醒高收入和高净值人群：需及时梳理和重新审视自己的境内和境外资产配置、投资架构、商业安排和利润归属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合法性，以降低前期不规范交易所带来的税收风险。
同时梳理好纳税人的财产持有结构，让财产持有结构背后的商业目的和商业实质趋于匹配。保证纳税人持有财产的方式合理合法；能在完全披露情况下合理解释财产的来源；个人最好不要直接持有资产，而是通过商业架构的设计间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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