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法、合规性是税务证明的基本前提
很多企业经营者对税务筹划的认知甚至只停留在两个事情上,第一个会计账务,第二个是发票,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税务证明”。当然,大家通过网络或各种书籍,也看到很多税务合规规划的介绍或所谓的案例,可惜的是,大部分方案都不能落地,不具有操作性。主要原因包括对税法、税收政策理解不准,没有充分考虑到非税成本,名为“规划”实为偷逃税,缺乏有实操经验的专业人士及团队,等等。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合法合规性问题,也即这个方案能否符合法律尤其是税法的规定。
合法合规性是税务规划证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一是形式合法性,相关交易的安排以及纳税申报、减免、优惠符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实质合法性,经济交易的性质以及纳税符合实质课税标准、与税收立法目的相符合。传统“税务证明规划”,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加了一个引号,比如利用账务、发票进行的“筹划”,将面临高企的法律风险。其背景是,新常态下,我们的税收增长也趋于缓慢,税收政策和征管的执行口径都在收缩。从税收立法方面来看,我们当前正在推进“六税一法”,营改增以后我们营业税就消失了,严格意义上说,按照目前的规定,年营业额超过五百万都要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使用的发票转变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很多以前房地产、金融投资领域,利用发票进行的传统“筹划”面临的涉税法律风险将会陡升。征管法(修改意见稿)明确的将“骗取税收优惠”纳入“偷税”的范畴,加之偷税、逃税罪之间的界限不是特别清晰,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不太合规的不太规范的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包括金融信托税收立法正在加速,包括股权转让的税务检查、税务稽查大家都深有感受。在这种大背景下,从实体法方面,整个税务筹划的合法合规性要求越来越高,违法成本低将成为了历史。
二、合法、合规开展税务规划证明的三个路径
因此,传统的不太规范的“税务规划”将无以为继,合法、合规的税务规划是企业理性、必然的选择。结合我们所做的大量的案例,我认为税务筹划从宏观到微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战略架构层面,企业应该搭建起税务架构,比如集团总部、总公司、母公司、控股公司的安排与筹划;营改增下,集团内部业务的整合;金融投资公司股权架构的安排,等等。这一块我们接触到北京的一家企业因为“营改增”,公司内混业经营无法实现分开核算,按照税法政策,可能会从高适用税率,那么我们协助他们进行业务的分拆,以实现税负的降低。二是商业模式层面,主要通过合同涉税条款的拟定来实现。比如,商业促销政策与节税考量、并购重组交易模式的选择、重大交易涉税条款的安排与筹划,等等。这一块我们也接触到一家大型企业,促销政策在税法政策适用上与税务机关发生了分歧,这起案例表面是税务争议,实质也是税务规划,也即企业在安排商业活动的过程中,需要理解并善于运用税收政策,商业促销政策的安排,要与税收相结合,以实现税收利益。第三个层面,税务管理层面,主要是积极争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成本费用的扣除政策。比如行业性、区域性税收优惠资格的申请,递延纳税政策的运用,成本、费用税前扣除政策的运用,等等。这种案例在实务中就不胜枚举了。
三个层面,对应我们企业的战略决策层、经理层、业务部门,因此税务规划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人参与,尤其是税务架构的搭建和商业模式的选择,没有公司中高层管理者的参与和支持,是无法实现的。比如促销政策的选择,如果没有市场部门等其他部门的参与,税务规划可能不太好做。因此,税务筹划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事情,需要统筹各方面的因素。
三、新案例解析
北京某上市公司A面临经营税负过重问题,同时:(1)原始股东持有股票解禁将来临;(2)拟在境内参与投资一家科技公司;(3)2-3年后拟收购一家国外知名同行业企业;(4)该公司目前没有享受国家区域性或行业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觉得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一是调整优化境内外税务架构,借助于西部地区合法的区域性税收优惠降低股票解禁、资本运作的实际税负,事实上,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出台了一些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合理利用就可以实现资本运作的低税负甚至零税负;二是积极申请税收优惠资格,通过法律调查,我们发现这个企业至少可以申请两个方面的行业税收优惠——高科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样背景运营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就实现了大幅的降低。三是做税法顾问,参与企业一些重大的商业决策,从税收角度提供决策。
(小服人力在线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