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灵活就业如何另辟蹊径，向阳生长

在灵活就业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在他们职业方式的变化背后，有择业观念的改变，有客观因素的促动，更有亟须补足的短板。正值就业季，光明日报采访了许多灵活就业青年，倾听他们的故事与心声，探寻灵活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之路。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者接近2亿人。其中，大学毕业生占据相当比例，人数持续攀升。随着线上经济兴起，网络写手、短视频制作者、网约配送员等岗位已逐渐成为大学生就业的“蓄水池”，大学生灵活就业者如同激荡而起的朵朵浪花，怀着梦想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这些青年过着怎样的生活？大学生灵活就业如何另辟蹊径、向阳生长呢？

2018年，攻读博士学位的胡春青回到家乡山东曹县大集镇，一边研读学业一边创业，经营演出服装和汉服。近年来，山东曹县已有12000多名大学生返乡创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路上的排头兵。

95后刘宁儿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一份“不那么传统”的职业——电竞主持人。镜头前的她谈笑自若，镜头后的她不断为此付出努力：每天上午10点练舞、健身，中午1点开始做功课、练解说，4点直播直至凌晨左右。每月会给自己放一两天假，但赶上赛季就得频繁奔波于不同城市之间。她说：“这份工作鲜活、有趣，内心的热爱支持我不断走下去。”

网络文学作者吴梦炜，毕业于南昌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他，“跨界”开启了“以梦为马，执笔走天涯”的生活：每天晚上工作5~6小时，更新小说4000~6000字。如果中途休息一天，就会择机补上。“平时比较宅，喜欢在夜深人静时伏案码字。但坐久了会发胖。”吴梦炜笑谈自己的生活常态。

灵活就业岗位与互联网经济息息相关，其灵活性体现在工作形式、时长、劳动关系等方面，与自由职业相比，灵活就业涵盖范围更广，可以是“打零工”，也可以是自主创业，不一而足。

基于多年调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描绘了这样一幅“群像”：就业者以95后、00后为主，普通本科和高职院校毕业生占比较大，多为主动择业或将其作为创业、二次就业的“跳板”，同等条件下比传统岗位从业者收入略高。他们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创造性，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响应并进行改变。

现在部分省份选择灵活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呈上升状态，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趋向年轻化。

从用人需求看，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约55.7%，比2019年增加约11个百分点，近30%的企业打算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互联网经济开辟的新蓝海正为有意投身灵活岗位的年轻人创造更多与之匹配的岗位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说。

在四川彭山区公义镇，刘沈厅2016年底，从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毕业后，刘沈厅放弃公派留学和留校的机会，回到家乡创办家庭农场，和父亲一起创业。

暮色已沉，两三碟菜上桌。父女二人相对而坐，吃饭间聊着一天的家常琐事。这种再普通不过的农家生活，被95后王晓楠剪辑成了“家人对坐，灯火可亲”的画面。几年前，为了照顾身患肾病的父亲，毕业不久的王晓楠辞职回到河南滑县大寨乡，成了一名短视频制作者。乡土生活给了她创作的灵感，使她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朱迪曾对青年择业展开调研，她发现，有很多像王晓楠一样的青年渴望在工作、生活与家庭间寻找平衡，灵活就业岗位为满足这种需求创造了可能。此外，年轻人向往自由、希望掌控人生的观念也成为灵活就业受青睐的内驱力。很多情况下，灵活就业并非无奈之举，而是实现自我价值或为创业积累经验的主动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等专家认为，数字技术的革新带动了共享经济、线上经济的发展，云客服、短视频、在线教育等内容平台为灵活就业创造条件，在时间、空间、形式上拓展了大学生择业的外延，丰富了供给端的就业岗位。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李长安分析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迈进的过程中，势必有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变。一方面，以传统固定工为主要特征的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的社会需求增多，其他劳动者的就业份额随之减少。因此，在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909万人的情况下，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向着高技能自我提升是一种方式，灵活就业也不失为另一种可行的通道。

在这条通道上，无论是毕业回乡创业的胡春青、刘沈厅，还是身处上海的刘宁儿，位于南昌的吴梦炜，或是安居大寨乡的王晓楠，“一张大网”为身处异地的他们拓展了就业形式，并带来可观收入。

张成刚分析称：“在国家推行‘就业优先’的宏观背景下，灵活就业有利于人力、信息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与配置，便于三、四线城市吸引劳动力就业，为‘小镇青年’发展开拓空间。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发展的差距。还有部分青年通过灵活就业‘试水’，之后成立工作室并注册公司自主创业，这些都为创新创业培育了新动能。”

采访中，不少青年表示灵活就业并非“脑子一热”，而是从大学期间就有所准备或者已开始创业。张成刚提示，择业者如果没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市场意识，很容易迷失自我。这就要求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引导学生及时做好职业规划，树立正确择业观。学校还应在专业设置、培养方案上统筹安排，适应灵活就业发展的趋势与需求。

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灵活就业者每月收入不稳定，一般按照接单或项目来分配薪酬，很容易因为薪酬体系设计不标准而产生同工不同酬及工资纠纷等问题。李长安提醒，大学生要对劳务合同及相关法律有所了解，增强法律意识、保障自身权益，劳动仲裁部门需对这些新问题足够重视。

社会保障是受访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朱迪的调研显示，在近1万位从事直播、外卖配送等职业的青年中，有2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任何社会或商业保障。不难发现，从业者与用工平台劳动关系边界模糊、城乡户籍限制、“跨平台、多雇主”等情况成为社保不健全的影响因素。

对此，受访专家呼吁构建一种适应灵活就业模式的新型社保体系，由政府筹建并提供财政补贴，劳动者及与之有劳务关系的企业分别缴纳一定资金。马亮还建议，推动相关政府部门之间数据共享，加强政府同企业用工社保数据对接，用平台型社会保障解决平台经济遇到的难题。

实际上，相关政策的“春风”早已吹起，从最开始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到多个中央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再到各地政府纷纷发布的支持灵活就业的相关意见/通知，为灵活就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近期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负责人从降门槛、强扶持、优服务、促孵化四个方面强调“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为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

在顶层设计引导下，地方探索愈见明朗。马亮表示：纵向看，不少二三线城市成为灵活就业者的流入地，为人才认定、落户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落地方面下功夫；横向看，规范竞争机制、完善行业监管，严格治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为灵活就业提供了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