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让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多了一种选择
我们是否回到了18世纪？
传统的工作是否已经不合时宜？世界在变，现在有许多新鲜的机会和多样的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人们在Etsy的网页上出售自己的手工制造，借助Uber的软件在业余时间提供出租车服务，或者利用Airbnb的平台为家里空置的房间寻找短期租客。这就是从国外兴起的GigEconomy，美国著名媒体人蒂娜·布朗（TinaBrown）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了这个名词。国内通常译作“零工经济”，意指以打零工的方式将个人的时间、服务灵活地转化成一种经济收入。与GigEconomy类似的概念还有SharedEconomy（共享型经济）、On-demandEconomy（应需型经济）、1099Economy（得名于美国自雇人员的税单）。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乐意打零工，而不是谋一份全职工作。”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阿伦·孙达拉贾（ArunSundararajan）在英国《卫报》的专栏中写道，“对乐观主义者来说，这是属于企业家和创意者的美好未来，但是于对立派而言，这种模式充满了反乌托邦意味——被剥夺权利的劳动者要不断挣得下一份计件工作的薪水。”在美国，有关“零工经济”的话题和事件是如此热门，就连总统选战也卷入其中。今年7月的一天，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在抵达旧金山后，特意搭乘Uber拼车到一家初创公司Thumbtack（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为客户寻找当地专业人员的服务）演讲，他说人们要构筑自己的梦想，以技能、天分和人脉去实现梦想。不过，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充满了警惕：“不管是共享型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创造了活跃的经济，释放了创意的潜能，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峻的问题，我们在未来又该如何定义一份好的工作？”
科技与信息的进步让“零工经济”不同于以往的自由职业交易市场，比如受到电脑程序设计员喜欢的ELanceoDesk，因为它不仅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了新式的就业渠道，而且制造了大批量的新型经济行为。超过100万的手艺人在Etsy上展示自己制作的珠宝、服装与配饰，而Airbnb、LoveHomeSwap和onefinestay三家公司的“房东”总数亦接近100万。热闹的交易与鲜活的案例让人们产生了错觉：我们是否回到了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那种经济——个体与个体在市场上进行相互间的商业活动。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就诞生了现代企业，而亚当·斯密时代的“企业家”最终被20世纪拿薪水的雇员们所取代。
社会地位不平等或加剧？
历史何其相似。点对点的交易重新获得了生命力，这或许要归功于数字革命。大部分“零工经济”的服务依赖于电脑或者内置GPS的智能手机，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在“脸书”（Facebook）和“领英”（linkedIn）上进行数字化交流的社会资本让自己在面对一个半生半熟的人时，更容易信任对方。在“零工经济”中，消费者实际上不是从Airbnb的公司租住空间，出行时预约的专车不属于Uber所有，而看中的手工艺品也没有贴上Etsy的生产标签。这一点，与传统的美国苹果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平台扮演了纽带的角色，帮助你找到符合需求的“另一半”，而对方可能是一个房东、一个私家车主或是一个虚拟商店的卖家。亚当·斯密提出了“无形的手”，但点对点的交易背后却存在一只“有形的手”，比如私家车主没有定价的权力，收入高低要看Uber公司的脸色；Airbnb为注册的“房东”培训人性化的待客之道；Etsy则打造了卖家社区。上述三家公司都设有用户反馈系统，以提供高品质的消费体验。
在“零工经济”模式下，朝九晚五的正常作息被彻底打破，你用不着一天到晚为自己的工作费心费力；个人与职业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你可以在送完孩子上学后打开手机上的Uber程序，然后等待别人的叫车指令。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是，你作为自己的老板，可以依照个人意愿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而不确定性同样显而易见——没有稳定收入和公司福利，工作时间也无规律可循——这让你没办法规划长远的未来，因为你并不知道明年还能挣到多少钱。换句话说，尝试一份全新的工作需要足够的冒险精神，要么当人生赢家，要么碌碌无为。
如何评判“零工经济”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时髦的利好还是危险的信号？美国《赫芬顿邮报》的立场是二者兼而有之。2007年初至2014年底，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3.7%。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像Uber这样的网络平台，在经济层面的一大作用是刺激劳动参与率。在针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的调查中，四分之三的人愿意接受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即便最终进入“零工经济”领域的只是一小部分，其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了2025年，由“零工经济”产生的年均收益将达到1.3万亿美元。不过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首要的议题是在法律框架下厘清网络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保障后者的正当权益（最低薪酬、加班费、养老与失业保险等），否则容易导致用工纠纷。不久前，美国加州的3名司机就展开了维权，他们在旧金山联邦法院对Uber公司提起诉讼。争议问题除了司机的劳动关系属于正式员工还是合同工、油费和汽车保养费用是否应该得到报销之外，还包括乘客向司机支付的小费被Uber收走，没有直接提供给司机本人。
不安情绪同样来自人的社会性遭到了破坏。《华盛顿邮报》记者拉瓦尼亚·拉马纳坦（LavanyaRamanathan）做了一次实验，在一周的时间内完全依赖各种提供服务的热门App，从个人的角度来观察“零工经济”的利弊。尽管感受了便利——购物不用出家门、吃饭不用去餐厅，但在“便利”的名下，她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往。“我没有机会跟隔壁咖啡馆的伙计或是三明治店的老板闲聊，也不能跟干洗店的工人解释，自己是多么地喜爱从那件非洲带回来的蜡染衣服。”不仅如此，有人帮你开车、有人帮你送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也面临着加剧的风险。
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可信？
在新技术与新观念的包装下，“零工经济”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是否颠覆了就业市场的传统格局？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官方都给出了否定的结论。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在全国3103万就业者中，有827万人从事兼职工作，跟去年相比变化不大。而《卫报》的报道以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为统计周期，“自雇人员、拥有两份工作以上的人，以及临时工的数量均出现了下滑。”在《华尔街日报》看来，那些将“零工经济”定义为变革的论调缺乏可信度，“美国距离‘零工经济’的统治时代还很遥远”——大约95%的美国公民在接受政府调查时表示有一份稳定工作。“可能有几百万人从事Uber性质的兼职工作，但是放到美国1.57亿的劳动力市场背景下，这种趋势可以用边缘一词来形容。”《华尔街日报》又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盖瑞·波特里斯（GaryBurtless）的观点：“像Uber这样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估值很高（700亿美元），但其实际产生的经济行为尚未达到同样的高度。”
“零工经济”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还是一次茶杯里的风暴？《经济学人》分析了英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数据，依然无解。自由职业者被视为最有可能转换到新兴经济模式的人，但这部分群体只占到2%左右，过去15年几乎一直如此。自雇人员的数量出现了明显增长，应该把他们归入“零工经济”还是划到传统的范畴，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至于另一种假设——“有人在本职工作之外利用Uber赚取外快”同样缺乏事实的支撑——拥有第二份收入的人少之又少。自2009年以来，美发、保洁与管理咨询的从业者在自雇行业中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其共性是都能借助手机App进行交易，由于在“零工经济”之前就有了人员增长的历史记录，因此两者没有直接关联。
既然如此，轻易否定“零工经济”规模及其影响力的观点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经济学人》提到了两种可能性：一是这场变革或许仍处于婴儿期，二是政府调查时的提问缺乏针对性。以前者为例，法定最低薪酬标准的提高将加重企业用人的成本负担，其结果是自雇人员变得越来越多；而税收减免政策的调整将使得许多人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形下也许就会考虑“零工经济”。再说后者，政府一直不善于准确计算出劳动力市场的规模，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就被打上了问号。比如有些受访者不会意识到出租自家房间或是车辆是一份工作，因此这部分人被排除在外。美国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英国的统计同样存在误差。软件公司Intuit在做“零工经济”的调查时发现，6%的英国人在这种新兴经济模式下挣钱谋生，这个比例绝对要高于官方版本。
不管怎样，“零工经济”让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多了一种选择，这算是好事一桩。至于应对的策略，大抵是在自由、安全与政策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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