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把到处做临时工的人叫做“自由职业者”,后来因为那些实际上是以“跳槽中转状态”为其常态的人也都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甚至一些从事艺术的人也很适合这个称谓,于是就有了针对机动性临时工们的新称谓——“灵活就业者”。其实“灵活”一词,对于这个群体本身的生存状况来说,用得未免还是太奢华了一些。因为他们所真实面对的命运,是有很多的被动性的。他们基本就是属于社会的最底层。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中,他们的幸福指数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反而远不及1980年代的国营企业职工了。
虽然今年夏天官方强制推行“最低薪酬标准”以来,淄博的交通协管员、保安员、清洁工、服务行业一线从业者等各种临时工的薪酬基本都从八百左右涨到了一千一百元(保洁公司所雇佣的保洁员,每月领到手的,还只有八百),但所增加的部分,相对既得利益者的奢华生活,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一手制造的高位CPI,仍然显得杯水车薪,不足以从质量上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当然还是不折不扣的低收入者。
比如大酒店的服务员,基本薪酬一千,奖金往多了说也只有几百元,也就是说她(他)们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客房服务员的薪酬是两千多,算是相对好一点。在后厨工作的,厨师之外的大多数人月薪固定在一千一左右。以上这些人,薪酬低不说,酒店还不给他们办保险,不为他们组织工会和文娱活动(青年们唯一的文化活动无非就私下里结队去K歌而已)。
再由于他们每天面对顾客的另一种档次的生活消费,以及本身精神家园的故有缺失,他们会在所处工作环境中迅速变得势利、狡猾而骄矜。
本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基本权利,可是对他们来说几乎全部牺牲给了酒店的繁忙工作。更大的不公是,酒店盈利再高,也几乎不会体现在他们的薪酬上。
某酒店的一个在门外看车的保安,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干的这份保安工作,还不是保安公司统一雇佣的那一种,而是酒店直接聘用的他,每月薪酬一千四;随酒店的集体食堂吃饭,吃饭是免费的。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一天,小保安看到从一辆电动车车把前的车框里掉下来了一个女式背包,他拾起包来顺势藏到旁边得冬青树丛里了。车主是一个中年妇女,从酒店出来问她的包。小保安说不知道。妇女四处找。小保安心想,也许包里没有值钱的东西,就装模作样地帮她找了出来。妇女拉开包,里面有八捆钞票,一共是八万。她毕竟感到了莫大的失而复得的侥幸,就抽出两百递给小保安。他没要。过后同事问他:“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心疼啊!心疼那八万块!”这当然是黑白颠倒,是道德沦丧。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分配不公问题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小服人力在线编辑)